前言

在那次决定命运的会面中，彭德怀的眼神冷峻，言辞沉稳——他没有给自己任何退路。面对朝鲜最高领袖，他直言：“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。”这句看似平常的话，背后却隐藏着一场关乎两国未来的重大博弈。

而金日成的反应，竟出乎所有人意料——他突然站起身，似乎在这一刻做出了某种决定。那一瞬间，空气仿佛凝固，时局的脉络开始悄然改变。面对这位有着坚定信念的中国将军，金日成到底会如何回应？这一场短暂却深刻的会谈，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政治玄机？继续阅读，我们将揭开这段历史中不为人知的真相。一：彭、金首次在朝鲜见面毛主席收到北朝鲜领袖金日成的“求救信”，是在1950年10月1日。从信中希望我方“直接出动”4个字来看，金日成内心是非常急切的。但说实话，金日成并没有想到咱们会派彭德怀去。为何？因为彭德怀名气太大了。金日成在我国东北地区战斗过多年，不但与我东北抗联的杨靖宇将军等人相识，对咱们国内的这些名将、以及他们的经历，也都是有很深了解的。因此，一听说彭德怀挂帅，他便急切地期待见面。而彭德怀自接下重担后，就曾反复跟毛主席强调：“必须尽快与金日成同志见面，以讨论具体事宜”。于是，在志愿军大部队入朝的前一天，即1950年10月18日傍晚，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卡车就率先过了河。吉普车上坐着的正是彭德怀和警卫员，而卡车上则带着一部电台以及几位搞通信的同志。两辆车一前一后，驶往新义州，迎接他们的是北朝鲜的外务相。彭德怀原以为在那里能见到金日成，但外务相告诉他：情况发生了变化，金日成同志已经转移了。彭德怀当时就知道情况不妙，肯定是敌人又向北推进了。果然，外务相告诉他：“敌人推进得很快，我军已作出了撤出平壤的准备”。这就是我军入朝前，北朝鲜的状态：领袖金日成不得不四处避险，平壤也不保。没办法，18号的这天晚上，彭德怀只能在焦急地等待中度过。直到10月19日，金日成方面才打来电话，说他刚刚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地方，约彭德怀到北镇外山沟的大洞一见。就这样，经过一夜行车，到20日上午9时，彭德怀终于见到了金日成。一见面，两人就像老朋友一样，紧紧地握住了对方的手。咱们都知道彭老总的脾气：直率！永远不弯弯绕绕。两人坐下后，彭德怀拿出一份电文：这是两个小时前，洪学智及邓华将军发来的渡江报告。里面详细记录着：截止目前，共有多少志愿军入朝。这些情况，美国人不知道，金日成也不知道。事实上，他早前也根本没想到：兄弟部队会来得这么快。而接下来，彭老总的一番话，则更是让金日成感动不已。概括起来，彭老总阐述了两件事：其一，毛主席下这个决心是不容易的。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，从10月1日接到“求救信”，到18日志愿军入朝，18个日日夜夜，毛主席做了此生最艰难的一次决策。其二，我们是做了最坏的打算的。这11个字，是彭德怀的原话，详情大家可以参考新华网的相关报道。“什么是最坏打算”，彭德怀也跟金日成说得清清楚楚，即：美国宣布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，轰炸中国东北和工业城市，攻击我沿海地带。这种“最坏的打算”，是毛主席和各位将领们共同讨论，得到的一种可能性。与此同时，彭德怀也告诉金日成接下来中朝双方可能面临的3种可能：第一种可能，志愿军站住了脚，歼灭了敌人，和平解决了朝鲜问题；第二种可能，志愿军站住了脚，但僵持不下；第三种可能，志愿军站不住脚，被打了回去。说完这3种可能后，彭德怀补充了一句：我们要争取第一种可能。军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：别的仗可以不找彭德怀，打苦仗必找他。善打苦仗，是彭德怀的一大特点。这一点，在国内战争时期被一次次验证过。而这一点，金日成当然也知道。听到彭德怀说着这“最坏的打算”，金日成感动不已。他明白，在已判断出最坏情况的前提下，中国人民仍然愿意出兵，需要多大的勇气。于是，金日成站了起来。他再一次握住了彭德怀的手，说出了“感谢”二字。二：东北边防军既然彭德怀说已经做了最坏打算，那么我军必然早就有应对最坏情况的各种准备。至于这种准备到底从何时开始，目前军史学者们基本认定：从1950年6月25日，朝鲜战争刚刚爆发，就已经开始了。其实，就在6月25日的前一天，周总理还主持召开了政务院的第36次会议。可能大家想不到，当时会议讨论的一项重要议题是：大批解放军的复员工作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当时我国的重心是加快祖国工业、农业建设，号召战士们脱下军装，回到家乡参加工作。这些经历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年轻人，是祖国的战士，也是儿子（女儿）、丈夫（妻子）、孩子的父亲（母亲）。他们要到父母床前敬孝，要与妻（夫）相守，要陪儿女成长。但在朝鲜战争爆发12天后，即7月7日，毛主席就一锤定音：迅速组建东北边防军。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边防军，其实就是志愿军的前身。正是由于它的及时组建，后来决定出兵朝鲜时，我方才能实现“神兵天降”。从一开始组建东北边防军，中央就确定了几个主力部队，即：四野13兵团下的第38、39、40军共9个师。你们可知这几个军的战士们，在接到命令北上前，在驻扎地都干些什么工作？别的咱们先不说，只说这39军。39军是原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，是主力军，其116师更是大名鼎鼎的“攻坚老虎”。组建东北边防军前，39军的正驻扎在河南漯河地区。为了不给国家增加负担，当时将士们放下枪杆，拿起了锄头，一个个搞起了生产劳动。他们还办了被服厂、皮革厂，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。就连那一排排新的营房，都是战士们自己建起来的。这就是当国家处于困难时期，咱们的兵：拿起枪，他们保家卫国；放下枪，他们建设家园。同时，在6月份，39军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：安排战士们的复员。据统计，当时39军共有5万余人，按规定有12000多人需要复员。也就是说，有近四分之一的人是要脱下军装的。不少战士不愿意离开部队，急得直掉眼泪。战友们就安慰他们：“带着这一身军功回去，娶个媳妇好好过日子，好好搞建设，一样是为国家做贡献！”一句话，说得小战士不好意思。但7月7日组建东北边防军的任务一下来，一切都完全不一样了。当天夜里，39军军长吴信泉紧急召开会议。吴军长是湖南人，他在会上说了很多，观点也很明确：我们的任务：如果美军到三八线不动，我们就在东北不动；如美军越过三八线以北，我们就打！39军是这种情况，其它几个军部也都类似。大伙儿都是放下锄头、把地里的菜连夜摘了，浩浩荡荡奔赴东北。至于那些刚回到家探亲的战士们，则是一接到电报，就收拾包袱，去追队伍。关键时候，能找得到人，能召得回兵，是中国军队最厉害的地方之一。后来的事实，证明：让四野精锐部队提前陈兵东北，毛主席是高瞻远瞩的。而随着越来越多的部队到达东北，对后勤系统则成了一个不小的考验。当时，周总理和各位老帅们对这一问题，进行了统一部署。对于这些部署，有一点是笔者希望大家永远不要忽略的，即：东北人民做出的伟大贡献。当时，全国经济刚刚起步，各个省市都处于困难时期。而边防军的粮、草料、煤，基本由东北本地供给；同时，东北财政部门、贸易部门为了各项费用问题，也是付出了诸多努力。东北人民，为何甘愿做这些？原因只有一个：1931年9月18日，东北被“放弃”；1932年3月，日本人在东北建立“伪满洲”。此后的整整13年，东北人民过着怎样的日子，他们不会忘记。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段历史，在面对边防军里这些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解放军战士们时，东北人民才会不顾一切地付出。三：毛主席和其他9位元帅在准备些什么？既然要做最坏的打算，那当东北边防军在陆续集结时，毛主席、周总理及其他9位元帅们，又做了哪些准备呢？我们，一个一个来说。（一）毛主席、周总理这个层面的准备其实关于出兵朝鲜，毛主席很早就考虑到了可能带来的问题。他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，就已经分析了“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”，概括起来就是两点：其一，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；其二，如果美国扩大战争，与中国发生全面战争，那么显然是要挑起大战。虽然做了这种判断，但毛主席仍然选择主动出兵，原因是对于这两个“最不利的情况”，他有精准的预判。他认为如果不出兵，任由北朝鲜陷入险境，甚至面临“亡国”，那我们的东北将长期面临危险。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酣睡？决定要出兵后，毛主席派周总理秘密前往苏联求援。10月8日，一架飞机从北京起飞，上面坐着的是周总理、林彪和翻译人员。见到斯大林后，周总理提出了我国的请求：希望苏联空军能出动。这一点，对于我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虽然中国陆军非常强大，但在空军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。没有空军的火力掩护，我方补给线将完全失去依靠。对于这一要求，斯大林出于苏方的考虑却并未答应。他当时给出的理由是：空军还未做好准备，至少还需要3个月的时间。虽然这次前往苏联没解决空军的问题，但周总理后来提出的购买汽车、大炮、坦克等各项要求，斯大林都一一应允了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志愿军入朝前的准备部分，主要体现在：把最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，把最合适的队伍提前安排在东北，并为志愿军入朝寻求到极大的苏联支援。同时，为了防止“最不利的情况”出现，10月8日毛泽东特意将“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”。以“志愿军”的名义参战，正是为了防止战争被扩大。（二）除彭德怀外，其他9位元帅都在忙什么？除了彭德怀之外，其他9位元帅在抗美援朝的准备阶段做出的贡献，也是不可磨灭的。这些老帅们，都戎马半生，个个经验十足。因此不少人在研究最后的胜利时，总会加上一句：当时的中国，拥有地表最强“军事智囊团”。朱德，当时已经是64岁了。多年的戎马生涯下，他积累了大量统帅经验。志愿军入朝前，他曾多次带病参与装甲兵、炮兵、工兵、铁道兵的组建训练工作。他的凝聚力，干这些工作太合适了。刘伯承，擅长大兵团作战，军事素养极高。建国后，他一直在忙着军事学院的建设工作。志愿军入朝前从未跟美国人交过手，刘伯承便反复研究美国军史，为志愿军培养出了一批了解美军战术的官兵。这一点，在入朝后发挥了极大作用。贺龙，除了打仗厉害，号召力更是惊人。他最擅长的是发挥群众和各行各业的力量，从志愿军入朝前的宣传，到志愿军入朝后各种慰问活动，贺老总可谓是尽心尽力。陈毅，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任市长。一听说志愿军即将入朝，陈老总携上海工商界第一时间响应。当时，很多药品及精密仪器，除了上海再也没有其它地方有能力生产，而大量技术一流的司机、报务员也是在上海完成培训的。叶剑英，当时主政华南军区。自从朝鲜内战打响，在中国台湾的蒋介石就高兴坏了，他以为自己的机会就要来了。于是，他派出了大量的特务在华南沿海地区频频作祟。可以说，在整个抗美援朝期间，叶剑英的坐镇华南，对维护南方安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当然，还不得不提的是聂荣臻元帅。当时，聂荣臻既是北京市市长，还兼任华北军区司令员，他的工作是最忙、最累的。他给自己提了两个要求：家里不断火（办公室灯不灭），路上不断人（运输物资不停）。为了实现这两点，他曾一度晕倒在办公室里。除了笔者举例的几位外，其它几位老帅也都是一样，每个人都拿出了自己的真本事。尾声：1953年7月27日，不可一世的美国人终于不得不签下停战协议。按当时签字的美军上将克拉克的话来说：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，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将军。此战过后的第4年，彭德怀元帅跟金日成，有了最后一次会见。那是在1957年11月16日，地点是在莫斯科。当时彭德怀和金日成，都受邀到苏联访问。当彭老总的汽车到达金日成下榻的别墅前时，发现金日成早早地在门口相迎。莫斯科的冬天有多冷，大家应该都知道。彭老总见到这一幕，赶紧下车说：“您是领袖，怎么来门口接我？”金日成的普通话不错，他紧紧地握着彭德怀的手，说：“元帅来了！我就得到门口迎接！因为我们是老战友！”是的！彭德怀当然值得金日成这样对他！从1950年10月20日，他在朝鲜的那个山沟里首次见到金日成开始，他就值得。而每一个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，也都值得朝鲜人民的一句“感谢”。因此，朝鲜人民在当地为他们立了最威武的纪念碑。中朝友谊，也至今未改变！做最坏的打算，下最坚定的决心，打最稳的仗，这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办事风格。